文化资金来源应多元

　　一般而言，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不大愿意谈钱，但钱或者说资金问题却是绕不过去的。没有资金，剧本再好也拍不出戏来;没有资金，就请不来、留不住顶尖文艺人才;没有资金，剧场、舞台等基础设施就难以改进……可以说，资金是文化建设的基础。这些年覆盖全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能基本建成，各地气势恢宏的大剧院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归根结底是文化经费投入增加了。按文化部口径统计的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从2007年的15.07元增加至2011年的29.04元，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是，人均30元左右的文化投入怎么看也不算多，和群众对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要求相比仍有很大距离。现在看，这个矛盾恐怕将长期存在。如何拓宽文化特别是公共文化建设资金来源显得非常紧迫。

　　发达国家文化资金通常是“三三制”，即政府投入1/3、文化单位通过票房等营收1/3、社会赞助1/3。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使得文化单位的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哪怕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能“东方不亮西方亮”。而目前我国文化单位除少数外，绝大部分资金来自政府财政，票房和赞助所占比例极低。这种资金来源的单一性，虽然使文化艺术单位小日子能过得下去，但难有大发展。

　　这一点在高雅艺术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交响乐、芭蕾舞、歌剧等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要想出成绩，是要花大钱的——其人才培养周期超长(至少10年)、节目规模庞大(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排练周期长(至少两三个月)，而市场容量却比不上大众流行文化，结果流行歌星演唱会的票价通常都是前三者票价的3倍以上。所以即使是名团，日常运营经费也基本都是人头费，如果要上个大项目，就要向政府申请专项资金。而国外的一些知名艺术团体在市场运营和社会赞助等方面做得就比我们好。美国波士顿芭蕾舞团下属芭蕾舞学校每年的收入能占该团经费的17%。一些知名的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长期赞助高雅艺术。这一方面得益于企业的文化品位，一方面也有减税等激励政策的因素。而我国虽然也有鼓励社会赞助文化事业的政策，但实际运作中却难以落实。就拿捐款抵税来说，只有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发票才作数，文化单位开出的发票，财政和税务部门是不认的。这就严重阻碍了企业赞助文化事业的积极性。

　　类似的阻碍资金进入文化领域的体制性障碍还有不少。比如，博物馆开发衍生品是世界通行的做法，精美的富有创意的纪念品不但极受参观者的欢迎，也是增加博物馆收入的一条途径。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发了4000多种衍生品，年销售额超过2亿元。但在大陆，博物馆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是否允许它们搞衍生品开发、从事市场化的营利性活动，目前在政策上是不明确的。所以游客只能在上海博物馆等少数几家博物馆里买到衍生品也就不奇怪了。

　　在政府财力有限、市场尚待发育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消除社会资金进入文化特别是公共文化领域的壁垒，是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只有资金来源多样多元，才能突破文化发展的资金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