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院团发展应成为文艺评奖的主要功能

　　新年刚过，却难以排解宁夏话剧团团长蒋全州心头的忧愁。这面曾经的“文化战线上的红旗”在今年正面临着演出成本上涨、人员退休等一系列严峻的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些生存困难的院团而言，参加某些评奖活动反而会成为我们的压力。有时连参演的路费都无法承担。”蒋全州坦言。多年以来，宁夏话剧团创排了一系列百姓喜闻乐见的精品话剧，获得了国家级、省级大大小小诸多殊荣，然而这些荣誉，并未能真正缓解院团经济上的困境，也未能助力宁夏话剧团开拓其梦想中的城市市场。

　　深化制度保障建设

　　多年以来，文化部一直在为评奖制度的改革而积极努力着。从早年对一些重要奖项的多奖合一，对各行业、地方的不同门类奖项大力整顿，再到近年对评奖细则的修改、对专家评委会进行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进展。“2013年，文化部的文华奖和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均突破了过去专家资源库的模式，评委改从地方推荐，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秘书长杨乾武说。

　　然而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一些深层问题逐渐有所显现。记者调查了一些业界有关人士发现，他们对进一步实现评奖机制的透明化程度表示担忧：当前有些剧目在创作前期会请一些专家进行调研和把脉。而这些专家恰恰有可能就是评奖委员会的成员，“自己评自己的戏”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时，一些依附于节庆的“似奖非奖”活动依然存在，奖项的设立保留与院团的发展和艺术精品的生产连接还不紧密。

　　“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是一切评奖机制改革的根源。”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谨表示，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评奖的公信力显得愈发重要。一方面在于专业化评奖机构的设立，另一方面在于标准制度的设立。他以整治颁奖牟利行为为例，提出改革评奖机制要逐渐从治标向治本转变，而制度建设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进一步联系市场

　　在刚刚结束的天津第四届文代会上，有专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天津歌舞剧院近年创作的歌曲也时常会荣获一些国家级大奖，然而这些歌曲究竟哪首能像早年我们创作的《歌唱祖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样在老百姓的心中传唱?”这一席话，引起了包括天津歌舞剧院院长高久林在内的与会人员沉思。“当前我们的评奖和市场，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有些作品艺术含金量高，但不一定具有很好的市场。”对于评奖机制的改革，高久林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一方面评奖不应该只是停留在系统内部，应该进一步与宣传行为相结合。现在一些奖项评完之后就没有了下文，甚至百姓都不知道有这个奖项的存在。另一方面，评奖机制应该实现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相结合，对一部舞台作品在获奖后期的考察同样至关重要。”

　　随着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阶段性工作的完成，各院团愈发看重市场的重要性。有专家认为，当前各院团已经开始逐渐进入了“淡化评奖”的时代。“其实归根结底，最好能够有一个艺术性和市场性相对统一的评奖标准。”河南小皇后豫剧团团长王红丽表示，这些年，小皇后豫剧团一直坚持“吃饭戏”和“精品戏”两手抓的战略。“在外界眼中，或许这两者是相互脱节的，实际上却是紧密相连的，精品戏的市场效益同样很好。”王红丽说，当前确实有一些大戏成本投入高、市场回报小，评奖过后就“刀枪入库”的现象。但如果为两者寻找到契合点是最理性的结果。她认为，评奖标准更多地纳入一些市场元素考量，对‘两手抓’精品的生产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在杨乾武看来，舞台演出和演艺市场的繁荣发展紧密相连，评奖工作必须建立在市场演出的基础上。“评价一个戏，必须要有基本的演出数据和市场调查反馈，而不应过度强调业内人士的评价。”杨乾武说。但他同时指出，市场要素纳入评奖体系不可矫枉过正。因为评奖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具有催生艺术精品、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不再“为了评奖而评奖”

　　“谈到评奖制度的改革，我们不禁应该去深入思考评奖的目的。”傅谨表示。他指出，早年评奖的初衷是推动文艺舞台的繁荣，但后期错误地出现了一种以评奖为导向而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文艺生产形态。“评奖本来应该是一种作品事后的认定手段，如果创作之初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评奖，那就是本末倒置。”傅谨强调。

　　浙江台州是中国有名的戏曲之乡。那里的戏曲市场较为繁荣，而且以民营院团为主体。记者了解到，台州每年也会举办一些地方性的评奖活动，当地各院团也会积极响应参与，但从未有过为了参加某些评奖活动而特意去创作的剧目。“在一个健康的市场下，剧团自然就会考虑什么样的剧目用于评奖。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深入推进恰好有利于促进这一市场化行为。”台州戏剧家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投资主体是政府，平台是节，评奖是考核标准。这是一个错误模式的形成。”在杨乾武看来，当前很多地方政府的评奖积极性要大于院团自身。一些院团也表示，政府投资会对艺术创作的本身产生一定干预行为，成为创作掣肘。近年来，中央一直强调文化行政部门职能转变，实现政府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过渡，这在杨乾武看来是一个机遇。“在舞台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中，政府应该作为监督人，而不是制作人，更不能取代院团市场创作主体的地位。”杨乾武说。

　　傅谨进一步强调，评奖机制的改革在于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光从标准着眼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在文化领域，应该建立健康、科学的政绩观。一个地方的文化繁荣应该具有更为科学的考核评价指标。例如看老百姓看戏的机会是不是更多?剧场建设是不是更为合理?这些整体思想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傅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