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传播需摆正心态

　　中国当代文学现在缺少的是站在文明最前沿的气质和能力。我们关注海外传播及其影响力，是要在与各种文明的交流中，通过来自异质文化的反馈，更明确地调整和建设自己

　　近两年，以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为引子，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影响力的话题引发了从专家学者到普通民众的全方位关注，人们津津乐道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跃升。在当代作家的个人简历里，也总是能发现作品被翻译成几国语言的字样，几乎已成标准格式。这样的介绍重复出现，会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大受欢迎，中国有许多国际意义上的作家。

　　但事实远非如此。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取决于作品的海外落地效应。仅仅作品翻译成外语或版权被购买并不能说明问题，还应该考虑作品真实的阅读和接受情况，关注这些作品的传播效果，杜绝错觉和幻觉。这尤其需要我们摆正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心态。

　　2012年伦敦书展期间，有中国作家谈及，在伦敦的大众书店里，想找到中国作家的英译本依然困难。我近几年在海外大学生和来华留学生中进行的问卷调查也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只知中国有著名作家鲁迅，对当代作家知之甚少。目前我们接触到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影响力的描述基本来自“利益攸关方”，如作家、研究者、汉学家、版权交易机构、作家的外国友人等，这里有一种夸大影响力的潜在倾向，从这样的角度进行观察会导致一种自我膨胀。

　　据统计，目前英国一年出版的文学类书籍中，各个外来语种翻译作品加起来只有2%，这一数据在美国是3%。在这极小的比例中，中文作品所占份额可谓微乎其微。借用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说法，西方的文学书架好比购物中心的“大食廊”，它会给世界各地的特色餐饮提供一个摊位，但那已经过了主人的拣选，且席位有限，能获得展示的作品总是既体现差异，同时这种差异又不会使顾客感到不适。在这样为数不多的中文作品中，从文学的意义上被关注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学者张颐武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读者多数不是对中国文学感兴趣，而是对中国感兴趣。中国文学在海外大众层面还没有形成读者群。”中文作品更多的被西方读者当作验证自身优越感的社会学材料，而并非文学本身。这种海外传播状况与世界格局内的文化话语权分配密切相关。在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仍然决定了大部分现实。作家曹文轩曾提出一个有意思的假设：如果《哈利·波特》是中国西北的一个作家写的，它会不会流传那么广?《哈利·波特》的畅销与它居于西方文化的高位、具有向全球辐射的能力息息相关。

　　中国当代文学现在缺少的是站在文明最前沿的气质和能力。一些人的心态还停留在1840年以来的“民族悲情”中，将中国看作世界的“他者”，认为只有来自西方“主体”的认可才能最终确证自身。对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等西方奖项如饥似渴的追求，说明我们的文明还笼罩在阴影之下。与此同时，转型期的中国每天都在生产着“巨大的故事”，这是已经进入相对平稳的社会发展形态的西方社会所难以想象的。现实为中国作家提供了突出的素材优势，也隐含了伟大作品诞生的可能。中国的自信在慢慢建立，已经废弃了“与国际接轨”这类模糊不清的表述。无论是“中国梦”，还是与之相关的“中国故事”的提倡，都是对建设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的期许。

　　在此现状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应继续致力于自身的建设，提高自身的文明程度。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关注，与其说是“对外的”，毋宁说是“对内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在与各种文明的交流中，通过来自异质文化的反馈，更明确地调整、建设自己。中国文学在海外输出过程中受到的欢迎、冷落、误读，都应成为提高自身的动力。通过孜孜不倦的吸收与创造，我们的文明才可以建立自身的主体性，才可以自信地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来自全球华人社区的肯定是最大的肯定，判断当代文学的权威性标准应首先从母语读者的心中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