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上午,众多中美电影界的名人在美国洛杉矶聚集一堂。在“第十届中美电影节中美电影合作高峰论坛”上,他们有共识,有争议,有疑问,有期待,就像他们制作的电影一样。
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中美电影在进行的“试婚”,以及未来可以肯定的漫长“婚姻”。对话的目的是为了今后能一起愉快地玩耍;而最大的争议是究竟“谁娶谁”的问题。
中国元素不能只“打酱油”
“请几个中国演员在美国电影里演几个非主要角色,这只能说是点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呈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喇培康说,“中美合拍片所呈现的故事,应该是两边都有的故事。中美合拍片成功的关键在于对中美两国文化元素呈现比例的拿捏和把握,原则上应该是各自大约一半。如果某一方元素很少,按我们网民的话说,那是在‘打酱油’。”
对于美国影片到中国,美国电影人也有他们的看法。参与制作《尖峰时刻》的美国制片人亚瑟·M·萨基斯指出:“有人说,那些在美国表现不好的电影可以送到中国去,然后卖个两倍的价钱,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萨基斯认为,中国电影飞速发展,最重要的是用国际语言去讲好的故事。
好莱坞有多需要中国
中美问题专家、美国电影人杜克雷当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这次来这么多美国电影界人士,恰好说明好莱坞有多么需要中国市场;而中方举办这样的峰会,也说明中国电影有多么期待有效合作。
参与制作《如果·爱》等影片的知名制片人、大盛国际传媒创始人安晓芬女士认为,对电影人来说,市场非常重要。“全世界的电影都是二八法则,好莱坞也一样,即20%(的电影)赚钱,80%(的电影)赔钱。改变这种现状,好莱坞迫切需要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对中国来说,在人才、制作技术方面则非常需要美国。”
而将自己的产品兜售给其他人,简单粗暴要不得。“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的本土电影,跨越文化或许就很难成功,”华纳兄弟国际发行部总裁韦罗妮卡·范登堡认为,中国文化、演员、品牌真正进入国际化还需要时间。
合拍片是好主意吗
大部分中方参会人员认为,合拍是中美电影的未来发展方向。云南电影集团总裁张恂认为,进口大片就像一个快乐单身汉,时间长了难免孤单,而合拍电影就像两个人谈恋爱,需要相互了解、交流和包容。
不过,合拍也存在争议。“为什么非要内容融合?”安晓芬女士提出,合拍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可以在投资、联合制作等方面开展合作。
华纳兄弟的范登堡则指出,“拍摄一部符合所有文化、讨好全球所有观众的电影产品是非常困难的,你不能期待一个电影在哪个市场都表现良好”。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杨文红认为,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合拍片成功兼顾了(中美)两个市场,但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喇培康则认为,对中美合拍片来说,不仅是要讲好故事,更是要讲好两边的故事,这样才能让双方观众都喜欢,“这当然对编剧的要求很高,但如果一个合拍片能由中美编剧共同撰写,这也许是最理想的方式。这当然也很难”。
什么电影吸引美国人
“事实上,大部分美国人对看中国电影或其他外语电影都没那么大兴趣,”杜克雷坦言,但人们总是会想去看好电影。但好电影不等于高票房,比如影片《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美国人就没那么喜欢。美国人更喜欢看有故事的题材。
杜克雷认为,(拍摄)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或者美国人在中国的境遇,也是合拍片的一个思路,因为人们可以从这些电影中看到自己的样子。此外,电影人还应该更关注年轻人和普通人的生活,这些人也是电影市场的主体。各国年轻人找朋友、找工作都有相似情况,他们喜欢、害怕和恐惧的事情也都类似。
在中国,观众也越来越不好“糊弄”了。这几年,好像随便什么电影送进中国电影院,就能镀一层“高票房”出来。不过中国观众没那么好糊弄。高票房一样可能遭观众骂。
“我制作的《小时代》就是一例,5000万投资成本,获得了8亿票房,这本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投资案例,但却引起极大争议,”安晓芬说,“不要说走出去,也不要说合拍,我们自己一年600多部电影都还没有拍好。所以如果让中国电影市场更好地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给这个市场提供好的电影”。
中国电影在美十年间
几年前,在肯塔基州教书的杜克雷想带他的一群学生去看张艺谋的一部电影,找遍整个肯塔基州,却发现只有一家电影院放映那部片子。而现在,身为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的杜克雷推荐给学生们的电影,不少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中国电影正面临巨大的机遇,那就是利用互联网推动电影市场的发展,未来的电影一定与互联网紧密相连,”他说。
在美国,中国电影其实正在默默成长。恰逢中美电影节十年华诞,美国鹰龙传媒董事长苏彦韬回忆说,“几年前,中美电影节在位于洛杉矶日落大道7920号的美国导演公会大厦举办时,剧院里看不到任何导演公会的标识。而几年后中美电影节在那里举办时,美国导演公会保留了所有标识,并要求中美电影节的标识与导演公会的徽章放在一起。这或许也能说明中国电影和中美电影节在美国的发展”。
不可否认,“过去十年,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政治学教授骆思典对记者说,“起码去影院看电影的人多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