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产业环境的变化,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基地也在不断地升级换代。有些顺应市场和时代的需求,发展势头良好;有些却经营不善,落寞离场。企业对园区的需求有什么变化?应怎样促进产业园区和基地的良性发展?
从外源推动转向内源驱动
与国外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在探索政府政策与文化创意市场机制协同的作用方式时,由于原有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比较薄弱,从而在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更大程度上必须通过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投入加以扶持,表现在直接介入文创园区、街区等集聚区的建设与运营管理上。
具体到地方的文创产业及其园区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定位乃至发展动力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地方政府的政策效应。从现实来看,近些年各地建设的大大小小上千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就是基于这种推动模式下的跨越式迈进,这些园区反映出来的泡沫现象也主要是基于这种外在的推动模式,导致动力不可持续性、扩张发展盲目性和运行机制低效性等问题。
因此,一些区域特别是先行发展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地方政府已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定位和政策导向的转换,进一步培育和强化市场机制及市场主体的作用,着眼于更大程度上激发市场活力和主体动力,从而逐步探索文创园区以内生动力为主的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模式。
从园区建设转向园区运营
集聚或集群化发展是文创产业发展的基本空间形式和组织形态,而在产业集聚发展的路径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各自特色,大致可归为两种模式:一是市场机制作用下各类经济主体自发集聚形成的产业群落,二是地方政府主导下通过园区建设形成的文创类产业园区,而后者是当今中国各地大力推进文创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模式。
近几年,各地规划建设的园区虽然规模和层次都不尽相同,但一般都具有明确的空间地理边界、企业组织范围、产权边界、管理机构主体等。
空间、组织的有界性以及园区行为的主体性是这类园区的基本特性。在“政府政策+市场机制+园区机构+企业主体”共同构成的运行体系中,园区组织成为文创产业体系运行中的重要行为主体,而且在从园区建设进入园区运营优化发展阶段后,园区组织将成为集成产业群系统资源更为关键的因素,并在文创产业园区的潜在功能发挥和可持续发展中具有推动作用。
一些文创产业先行发展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政策导向的着眼点上已在推进从园区建设向园区资源的整合、质量和功效的提升、市场化运营组织的培育等方面的转化,并且对园区运营机制模式的优化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创新,这种创新和探索的成效也已初步显现,涌现了一批典型的园区运营模式,如北京“尚8模式”、上海“德必模式”、深圳“灵狮模式”等。
从单一产业振兴转向融合发展
随着国内外文创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文创产业显现出更深层次的潜在功能,由此也促使人们对其融合发展方式及其功能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即文创产业的融合特性已使得它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产业现象,而是一种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生发展范式。特别是由于它与科技融合而相得益彰,与传统产业融合而促使其新生活力和价值倍增,与新兴产业融合而促使其业态更放异彩,由此衍生出了文化科技类园区如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非遗文化产业类园区如深圳罗湖区梧桐山艺术小镇等。
此外,我国发达地区在先行发展文创产业的基础上,已在进一步强化创意经济时代融合发展的理念,特别是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促进了文创产业与旅游休闲、时尚服务、建筑装潢、工业制造、农业生产等特色经济领域的融合发展。这些趋势在文创园区内消化得更加明显,比如,梧桐山艺术小镇不仅积极发展非遗项目的研究与研发、展览展示、体验和交易的“政、产、学、研、销”专业平台,而且整合资源,将发展文化产业与城市更新结合起来,积极倡导“非遗+科技”“非遗+旅游”的经营理念,立志打造成为深圳非遗产业开发的文化标杆。再如,2013年5月开园的深圳盐田国际创意港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成立之初就以“文化+电商”“学院+园区”融合为发展定位,开创了全国首个“文化创意+电子商务+工业设计教育培训”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从多部门分业管理转向机构协同
文创产业日益显现出国民经济支柱和国家或区域软实力的重要地位,但由于文创产业与传统产业有很大不同,它实质是融合性的产业经济形态,除了文化、创意、科技等因素紧密融合外,几乎所有产业也都需要融入“创意”元素,从而“创意”生产也就成为各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在文创产业园区建设发展中,各地主管文化、传媒、出版等部门的党委宣传部已成为地方领导和推动文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包括部分地方政府的相关行政或经济部门也对园区“齐抓共管”。
随着产业的发展和园区的成型,外延式扩张及外源式驱动的作用实效开始递减,这就需要培育形成系统协同机制激发内源性驱动的作用模式,以取代原有外源力量主导和简单叠加作用的体制机制模式。
因此,根据文创产业的融合发展特性,我国在文创产业不断探索发展的进程中,先期发展的许多地方已意识到以往传统的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如今创意经济时代融合发展的范式,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为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在整体的管理体制机制上积极进行创新探索,正在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管理协调体制的“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杭州模式”。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成立了由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相关职能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或协调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或类似机构负责承担日常统一管理协调工作。所不同的是,各地主要责任部门的任务分工及协调机制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