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中国离少儿出版强国还有多远?
从“出版大国”走向“出版强国”是这一代中国出版人的使命,中国少儿出版也不例外。数据显示,中国少儿出版正在向这一目标靠近,但依然面临重重障碍需要克服。
据尼尔森公司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发布的数据,中国、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6个国家的童书占到了全世界童书市场61%的份额,而中国以12% 的份额仅次于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少儿出版大国。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童书市场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开卷公司总经理蒋艳萍说,英国童书销售码洋占图书市场总码洋的34%,美国占37%,而中国2013年童书销售码洋只占总码洋的16.54%,发展空间巨大。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共出版少儿读物32400种(其中初版19968种)、4.56亿册、总定价86.7亿元。与2009年相比,2013年儿童读物出版种数增长208%,总册数增长160%。几年来,在图书零售业总体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少儿图书已经成为拉动市场的领跑版块。
生产火爆,销售也同样令人惊喜。当当网副总裁、童书频道主编王悦介绍说,2014年至今,仅当当网一家累计达成的销售码洋就达20.3亿元,同比增长了25%,其中仅“双11”当天就卖掉5570万元的童书。她预计今年当当网的童书销售有望突破23.3亿元,再创新高。
不过,对于这样繁荣的景象,也有人泼上一瓢冷水。曾从事少儿图书出版、现转型为投资人的杨文轩就是其中之一。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杨文轩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童书市场的增长是表面增长”,“中国儿童出版产业竞争力薄弱,面对未来的竞争不堪一击。”
杨文轩的理由有三:中国童书市场增速慢、规模小、结构差。他说,虽然从出版业的角度看,童书增速最高,但中国少儿图书市场的增速在放缓,不但比不上少儿教育50%、少儿产业平均30%的增速,甚至还不如GDP的增速快,“相当于跑输了大盘”。“中国童书市场的发展,源于儿童阅读的刚性需求,其增长是市场自发增长,与童书出版人的努力关系不大。”他认为业内人士不要被表面的增长迷惑。
就规模而言,与欧美著名的兰登书屋、学士、企鹅童书、麦克米伦等大型出版集团或专业儿童出版公司相比,中国无论是童书出版社,还是民营策划公司,规模都很小。杨文轩说,这些欧美大公司要么本身是一个儿童出版集团,旗下有多个儿童出版品牌,或者在全球有分支机构,要么隶属于大的传媒集团。而国内童书出版依然存在地区壁垒和产业隔阂,产业集中度和产业一体化程度还很低。
杨文轩说,就结构而言,从国外出版商厚厚沉沉的书目,可以看出其产品结构的完整性和产品线的持续性。产品结构包括年龄结构,譬如0—2岁的洗澡书、布书、玩具书,3—5岁的绘本,6—8岁的童话寓言,8—10岁的成长小说、校园小说,11—13岁的奇幻、探险小说等,可以看出清晰的分级阅读的脉络。相反,翻阅国内出版社的目录,除了一些传统经典名著,就是一些国外热销的绘本,少有产品结构和产品线的整体规划。
杨文轩认为,中国童书出版与国外仍有整体性差距。未来必须解决这些内在的问题,中国少儿出版才有望做大做强。
二问:少儿文学翻译大家哪儿去了?
知名少儿读物出版家海飞曾说,今天的中国孩子是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第一时间读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少儿图书。实际上,随着中国版权引进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小读者与海外同步阅读已成新常态。“中国儿童文学翻译是全世界最好的,不但规模大,而且可以做到同步翻译出版国际上最新的作品。在这方面能和中国媲美的国家并不多。”作家、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刘绪源说。
对于当前的儿童文学翻译质量,刘绪源表示总体不错,但也有滥竽充数的劣作。“不是学了外语就能搞翻译,做翻译一定要懂专业,否则就会出笑话。”刘绪源说,几年前他参加一个泰戈尔研讨会,翻译说泰戈尔对中国作家影响很大,不少毕业于月牙学校的中国作家比如徐志摩都曾受益于泰戈尔的诗歌。刘绪源先是一愣,然后反应过来了,原来翻译把“新月派”(crecsent school)译成了“月牙学校”。“这就是不了解现代文学的结果。”刘绪源说,类似的翻译错误在引进版童书中并非个例。
刘绪源认为,现在非常缺少像任溶溶这样对世界儿童文学了如指掌,又具备高度的文学修养,并葆有一颗童心的翻译大家。他说,任溶溶从事翻译的时候,中国童书出版尚未市场化,翻译家的自主选择权比较大,任溶溶就从国外最优秀作家作品中有选择地翻译,他译的普希金的儿童诗以及《铁木耳和他的队伍》《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等风行全国,特别是翻译瑞典作家林格伦的《淘气包埃米尔》,对中国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冲击,第一次把“顽童”的形象引入中国,使中国儿童文学界认识到原来童书还能这么写。“这就使中国儿童文学与国际接轨了,一个翻译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就体现出来了。”刘绪源说,今天中国译者的自主权、选择权已经弱化,大部分都是受出版社委托来从事翻译。
儿童文学翻译家、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吴刚认为,当前缺少儿童文学翻译大家和译者地位低、稿费低也有很大关系。他说,不少翻译图书在封面上都找不到译者的名字,一些出版社认为儿童文学翻译很容易,在签订翻译合同时采取一次性稿酬、终身买断版权等办法,简直是“农奴制”,所以打击了译者的积极性。
吴刚认为,当前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空前繁荣,但也存在“一窝蜂”和“同质化”的问题。一些中国出版社认为出版竞争如此激烈,只要是国外获奖的作品“先抢下来再说”,“但在国外畅销,在中国不一定也畅销。一定要结合国情,看看这些作品是不是适合中国孩子,是不是对我们的思想观念有互补作用。”
吴刚说,有的书就不太适合低龄孩子看。“有些引进版儿童文学带有轻微的血腥,堪称‘重口味’,但孩子一旦习惯了‘重口味’,再让他换个‘轻口味’就难了。”有一次吴刚向几个初中生推荐自己翻译的《霍比特人》,但没想到孩子们看了一会儿就说,太小儿科了,我们现在都看《盗墓笔记》《鬼吹灯》,令吴刚深感遗憾,他说:“有些书必须在恰当的年龄看,才能给精神以最大滋养,少儿阅读不能超前。”
三问:我们会不会失去下一代读者?
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尼尔森图书市场研究总裁乔纳森·诺威尔展示的一张图片引起了广泛关注。图片显示:在11岁至13岁儿童的业余爱好中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电视、游戏、网络视频、体育和手机,而阅读排在第六位。在14岁至17岁的青少年中,排在前八位的分别是手机、社交网络、网络视频、电视、手机游戏、电视游戏、网络游戏和体育,压根儿没有阅读的影子。诺威尔说:“这才是少儿出版面临的最大挑战。”他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会不会失去下一代读者?”
出版业之所以能够存在,根本因素是一代代读者孜孜不倦的阅读。如果没有阅读行为,出版业就成了无源之水,终将枯竭。随着网络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日益流行,阅读在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性其实是在下降。虽然尼尔森的调查对象是美国青少年和儿童,但这一趋势在中国也初现端倪。
亚马逊中国数字内容总监姜峰说:“以往图书市场之间的竞争是书与书之间、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但现在战场已经转移了,书的竞争对手发生了变化,要和游戏、视频疯狂竞争孩子的时间——这才是最可怕的。”他认为,我们应该适应这种变化,“用未来的阅读方式赢得阅读的未来。”而他所指的未来就是电子阅读。据调查,在美国亚马逊公司发布Kindle阅读器后,Kindle读者的阅读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长了近4倍。他分析是因为电子阅读使选择和购买图书变得更为便利。
“未来的孩子们会不会继续捧着纸书看?不一定。但可以培养孩子数字化阅读的习惯”,姜峰说,“重要的是孩子们读的还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