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全球文化视野中制作电视剧

　　当下电视剧的生产方式和价值形态分析

　　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孙佳山通过引征大量资料说明了中国电视剧生产的困境、机遇和挑战，从2000年以来，中国电视剧以每年千集的速度持续增长，在2007年实现了电视剧年产量、年播出量和观众总量的三个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电视剧市场规模达到108亿人民币。但与此同时，电视剧全行业的营收状况已经明显进入平台期和瓶颈期。在国家政策和当下社会需求的双重压力下，电视剧分众化区间进一步窄化，制约了电视剧的发展活力。更为明显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新媒体浪潮已经成为左右中国电视剧行业生态的强大力量，并初步形成与传统播出渠道分庭抗礼的新格局。

　　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慧瑜博士认为，电视剧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大众文化，是负载当代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媒介，一部或一类热播剧往往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改革的逐步展开，新型都市媒体成为大众文化全面勃兴的公共平台，这种市场化的媒体，也被给予了代表公共利益的、自由而独立的公共空间。上世纪80年代以反思话语重新讲述革命话语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实现与市场的和解。以《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剧，把50至70年代的社会价值观转化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正能量”。

　　首都师范大学盖琪博士充分研究了近年来中国影视艺术在繁荣发展的同时，普遍呈现的“价值失范”症候，比如，对传统伦理价值不加反思的价值复古主义和以玩世不恭、及时行乐、媚俗与自媚等为文化标志的现代犬儒主义。盖琪认为这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负面价值被错误征引和传播一方面是剧烈转型的中国社会的典型表征，蕴含着思想角力和观念交锋，另一方面，任其蔓延则会严重侵蚀当代社会共识的建构，不利于主流文化的吐故纳新。

　　类型化电视剧的针对性研究

　　作为电视生产和消费的大国，中国电视剧为分类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样本库，从不同类型的电视剧中，透视其演变踪迹和文化理路，有助于深刻把握历史文化的脉动，提升对这一公共文化现象的深层认知。

　　中国传媒大学李玥阳博士思考了长征题材电视剧表述方式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长征以政治宣言书的方式开始进入中国历史叙述，到70年代末期长征逐步被纳入人道主义叙事，但是这一段的叙述主要是敌我分明的政治叙事。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末期，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和宏大的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被解构，政党政治在全新的语境中发生重要调整，长征题材电视剧告别了冷战表述，借用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叙述方式尝试“接近历史”。第三个阶段是在新世纪初，以崔永元《我的长征》为代表，实现了个人视角基础上的长征叙述的文化遗产化。

　　华南师范大学滕威博士追溯了新世纪以来婆媳剧的兴盛史，并分析了其文化肌理，即中国式家庭伦理的历史根源，家庭伦理剧的文化积累，国家行政力量的制约以及网络空间的吐槽冲动。滕威认为婆媳剧以理想的婆媳关系建立了新的性别规训机制，通过家长里短的生活场景，将日常生活琐碎化和非政治化，从而遮蔽了大历史的真实书写，显示了意识形态的操控功能。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松睿博士认为《大宅门》的持续热播，除了其艺术上的制作精良，还在某些方面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要和情感诉求。《大宅门》尽管面对的是民族资本家复杂生存的年代，却放弃了构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专注于好人与坏人之间的矛盾叙事，并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建立了民族资本兴旺发达的社会依据，这事实上暗合了市场化进程中，新的富裕阶层试图树立自己正面形象的文化动机和情感需要。

　　海南大学石晓岩博士以起源于美国的医疗剧的概念，探讨了这一电视文化现象的基本样貌。石晓岩认为，从展现的场景上来说，医疗剧对生活真实和专业规范的要求超过其他类型的电视剧，因此是“电视剧皇冠上的明珠”;从情节上来说，医疗剧努力塑造医生群像，力求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并多角度展现医院与社会的联系沟通，丰富了优秀电视剧的内容和类型;从主题上讲，医疗剧直面当代的医患关系，反映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焦点问题，具有现实关怀，但是也需要借鉴欧美医疗剧中在伦理问题上的思考和探索，以加强人文关怀。

　　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分析和反思

　　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基于电视剧的流通现状，正确地分析和评判不同国家的文化策略和意识形态追求，显得十分重要。

　　20世纪90年代初，“韩流”进入中国，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暨南大学博士汪荣认为“韩流”自身不断在进行代际更迭和自我创新，从而保持了生命力和影响力。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就是新一轮“韩流”来袭的表征。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上，《来自星星的你》把握流行文化的脉搏，把西方广受追捧的吸血鬼题材引进了东亚，但是这种移植是经过改写的，融入了东方文化的底蕴，完整展示了韩国的都市文化。韩国的这一成功的文化运作，可以为中国影视剧创作提供启示。

　　近些年来，中国电视剧也不断迈出走向海外的步伐，并出现了一些热点和焦点，《后宫甄嬛传》即是其中一例。首都师范大学胡谱忠博士以《后宫甄嬛传》为样本，分析了西方文明视点在东方文艺中的体现。他认为，《后宫甄嬛传》胶着东方国家极权和自由个性斗争的文化隐喻。他以此警示，票房至上的经济学铺垫、文化批评的缺失，可能导致《后宫甄嬛传》这样作品的蔓延，可能纵容一些文艺作品以现代化的名义，趋附超国家的文化霸权，豁免对其价值观的指摘。

　　在论坛的自由发言和总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吉贤提出的中国电视剧革命叙事存在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革命和妥协的矛盾，祝东力提出的电视剧替代文学成为8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公共文本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提出的重启人民性讨论，以解决大众文化批判和自由主义话语策略局限的问题，戴锦华指出的“面目不清的大众”以及包容性政治的可能性等，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