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两端发力，厚植文化产业增长极

　　崔成泉

　　2015年，对于我国文化产业而言，不仅意味着一个年份的结束，更意味着一个发展阶段的终结。在此期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由2011年的131亿元跃迁到2015年的440亿元，比2014年增长 48.7%;2015年，网络游戏市场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续8年增长率达30%。这些数字为“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胜利收官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2016年，对于我国文化产业而言，不仅意味着一个年份的开始，更意味着一个新征程的开启。这个新征程的标志，正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时期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从“十二五”时期的“推动”到“十三五”时期的“成为”。一词之变，标定了今后5年中国文化产业将要完成的目标。

　　目标如何实现?发展轨迹如何演变?站在“十三五”开局之年的春天里，我们这样思考：

　　回望“十二五”：政策引领、转型升级是关键词

　　回望“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之路，无论是电影票房，还是网络游戏，无论是动漫业，还是演出业，无论是上网服务场所，还是歌舞娱乐业，无论是网络音乐，还是网络文学、网络动漫等新兴文化业态，都可圈可点，难以尽述。

　　化繁为简——“政策引领、转型升级”可作为“十二五”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关键词。就前者，“政策引领”无疑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底色，也是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基石。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五位一体”以及有关文化产业的表述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再到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其中皆可见文化部门的顺势而为、精准发力。早在2012年文化部就发布了《“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2014年联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此外，文化部还联合多个部委共同推出了多项与文化产业有关的重大政策，到“十二五”末，《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工作也开始进入多部门协调合作的立法调研阶段。这一切，为文化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力推动了“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就“转型升级”而言，伴随着经济新常态和文化产业自身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开始成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积极加入到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其中，2013年底，在文化部的推动下，以上网服务场所为先导，拉开了我国文化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序幕。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进入“十二五”时期，作为网络文化产业的终端，旧称网吧的上网服务场所环境破败、形象不佳，呈现萧条景象，但是，这种业态在城乡结合部和一些县域城镇又有巨大的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文化部以一种既要管脚下，也要管天下的情怀和担当，力推网吧业转型升级。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整个上网服务行业呈现出勃勃生机，截至2015年底，全国各类证照齐全的上网服务场所达14.5万家。透过这14.5万家上网服务场所的数字，细思忖，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每一家场所需要多少投资?又需要购置多少台电脑?还需要购买多少建筑装修耗材?能够吸纳多少人就业?还有，每天可以增加多少餐饮消费?又带动了多少电子游戏产品的开发和年轻人的参与?有数字表明：在2015年，上网服务行业仅社会投资就超过200亿元。

　　一个过往曾被边缘化的“小小”的上网服务场所，且不说它所带来的便民服务的社会价值，一旦将其置放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作为网络文化产业的消费终端，其所创造的产业价值和产业关联效应令人难以估量。

　　除了上网服务场所，还有KTV娱乐场所。一张“夕阳红优惠卡”，不仅推动了娱乐场所自身的转型升级，而且引爆了老龄化人口“白发消费”的热点。此外，网络游戏这样的新兴业态的表现也非常值得关注。由此可见，正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传统文化企业实现了华丽转身，推出了能够满足有效需求的文化产品，延长了产业门类的生命周期，为经济新常态注入了文化消费的能量和动力。

　　综上，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判断：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培育发展，以往文化企业散乱弱小的境况在某些产业门类中已发生改观;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通过文化消费的方式正在被社会广泛认知;转型升级引发的“蝶变效应”，正在推动着某些传统文化产业成为新的消费热点;特别是在简政放权、“反四风”的背景下，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正在显现;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文化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能吻合的现象有所改善;伴随经济新常态的挤出效应和倒逼效应，文化产业园区载体价值的空心化现象也在减弱。这一切，必将在“十三五”时期得到进一步释放，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夯实基础。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厚植文化产业发展优势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三五”规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必须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这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面对新常态的大逻辑，面对“老常态”，传统制造业去产能化和房地产去库存化的背景，文化产业如何作为?

　　首先，需要明确服务业在吸纳就业、节约资源方面，有着传统工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其次，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发展规律表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比如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占比高达80%，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也是有经济规律依据的。文化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包括精神性消费服务业，都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一部电影《捉妖记》，创下20多亿元的票房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正是影视和娱乐业拯救了韩国经济。实际上，统筹好文化产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文化产业所蕴含的溢出效应和共振效应就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数据也说明了文化产业巨大的效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1.11万亿元，占GDP的2.75%;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2.01万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登上第一个万亿元台阶用了8年时间，站上第二个万亿台阶只用了3年时间(2011年至2013年)。全国有7个省、市文化产业占到GDP的5%以上。“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达20%以上，实现了倍增式发展。

　　上述事实表明，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文化产业，在“十三五”时期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完全可以顺利实现。

　　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推动产业融合

　　在2015年末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与需求侧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相对应，所谓的供给侧指的是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和创新等生产性要素供给和有效利用。朴素地说，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由需求拉动，重点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现在，重点要解决的是“好不好”的问题。谁生产出的东西好，谁就能占领市场，激发出新的有效需求，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和平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文化产品原创能力不足、文化产业规模不够大的现实，文化产业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新的升华与发展，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大问题。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文化产业至少需要通过“四大融合”的途径，找准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方能获得更快的发展。

　　第一，要解决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以往由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二元论，形成了事业与产业“最后一公里”的壁垒，许多公益性文化设施无法实现效益最大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只有让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融合发展，发挥协同效应，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的文化需求。诸如，近两年，市场化色彩非常浓重的上网服务行业，在引入电子竞技业态的同时，还搭载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如此“混业”使上网服务场所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实现了最大化。

　　无论是悉尼歌剧院，还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他们虽是公共产品，但其作为这两座城市标志性建筑和文化符号，为整个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效益。因此，通过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可以发挥“填空白、补短板”的公益作用，而且可以带来新投资、新供给，有着巨大发展潜力和空间。为此，更需要进行文化产业的供给侧改革，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释放制度红利。

　　第二，要解决好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与民族传统工艺融合发展的问题。通过创意设计服务，强化民族工艺产品的精致化、时尚化、功能化，不仅有助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也会为文化消费升级提供新的支撑，发挥文化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

　　第三，要解决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问题。文化是魂，旅游是体，解决好这两者融合的问题，不仅可以扩大旅游业的附加值，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有力推动旅游业产业结构调整，使传统观光型旅游业走向互动体验、养老养生等发展新阶段。

　　第四，要解决好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的背景下，通过创新供给，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与文化大数据资源的开发，不仅会为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的活态传承提供大数据支撑，更可为新兴文化业态的生成与培育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君不见，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等一系列新兴文化业态的背后，充分表征了文化与科技的有机融合发展，就会创造新供给、新需求，就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就会产生几何级数的效应，引领经济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