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领域也需要“朝阳群众”

　　3月23日大清早，“老北京”黄玉庆吃完早饭就出了门，第一站来到东直门外香河园街，这里有再过几小时就要首次对外开放的北京自来水博物馆新馆。没发现异常，老黄又来到东直门外的清真寺，然后是通教寺、东药王庙遗存……一路下来已到中午，定期巡查却还没完，便决定先回家吃饭，下午接着“逛”。黄玉庆说：“既然决定成为文保志愿者，就要对工作负责。”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制定鼓励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政策”“培育以文物保护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发挥文物保护志愿者作用”。北京市经过专业培训，有分工、有组织的文保力量正逐步壮大，自2014年4月北京市文物局正式成立文物安全保护志愿者服务队以来，报名登记注册的志愿者已达1023人，分批次认领文物1154处，文保志愿服务行动时长6135小时。这组数字背后是首都群众文保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众对文化遗产的珍视。

　　31年坚守，全村人将感动化为行动

　　在与黄玉庆家相隔100多公里的北京延庆区旧县镇烧窑峪村，69岁的村民李凤君保持着跟他一样的习惯。与老黄多点多面地巡查不同，李凤君的目标就是家门口馒头山上的30多座摩崖造像。每隔三四天，他就会带上笤帚、镰刀上山。

　　走到位于半山腰的摩崖造像约1.5公里，一个来回需要两个小时，其中1公里路全是石头。到了地方，他打开铁栅栏，扫扫石刻上的土、捡捡周边的垃圾。“钥匙在我手里，想看石刻的人一般都到我家拿钥匙，我就跟他们一起上来。”李凤君说，他小时候就知道山上的摩崖造像，造像被盗过、破坏过，有的找了回来，有的则不知所踪。1999年，一组佛头再次被盗，当地文物部门为造像建了铁栅栏。2013年，北京市文物局专门出资给造像加盖了20米长、3米宽的顶棚。

　　31年坚守换来的是全体村民保护文物的自觉，大家都知道家门口的佛像是个宝，时常也跟着李凤君上山看看，遇到什么情况也都告诉他一声。“北京市、区两级负责文物执法工作的行政人员不足100人，平均约40处文物古建才有一名专职保护者。面对大量的建设、开发等人为和自然破坏因素，加之文物较为分散，日常监督管理任务十分繁重。”北京市文物局文物监察执法队队长赵建明道出了文物保护、执法的现状，“我们常说‘小政府，大社会’，就是希望出现更多像李凤君这样的志愿者，不管有没有在志愿者体系中注册，都能自觉保护身边的文化遗产。”

　　既要有热情也要有专业知识

　　“黄玉庆、张慕洁同志，关于您反映的东城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广东韶州会馆、湖北黄冈会馆、北竹竿胡同38号四合院堆放杂物、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已对上述文物普查登记项目进行现场查看，并通过政务网平台告知所属街道介入处理。”2015年底，黄玉庆等在文物巡查时发现的问题，不出半个月便得到了以上回复。

　　“文物部门能第一时间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反馈，我的积极性就高多了。”黄玉庆说，他在两年志愿工作中见证了全社会在推动文物保护方面的点滴进步，“原先好多文物点没有灭火器，如今一进门就能看到灭火设施。对于存在的安全隐患，我们一解释，大多数居民都能自觉听从劝阻。”

　　根据志愿者和群众反馈的信息，去年北京市、区两级文物部门就立案查处了12起案件，有的责任人还受到了党纪或政纪处分。为了提升这支队伍的战斗力，2015年，北京慈善义工协会组织举办了12期文保志愿者培训班，并建立“这里是咱北京城”微信公众平台，传播文保知识。2015年11月30日，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作为志愿者，为优秀志愿者进行了3个小时的北京历史文化讲解与培训，教授志愿者如何智慧地进行文物保护。经过一年实践，北京市文物局根据职责划分，成立了文保宣传服务队、储备文保队、文保培训服务队、应急救援服务队、企业文保志愿服务队等12支分工不同的队伍，团体和企业注册成为常态。

　　三大文化带有望成立专门志愿者队伍

　　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着力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金名片，构建整体保护格局，推进区域文化遗产连片、成线保护利用。挖掘区域文化遗产整体价值，制定实施北部长城文化带、东部运河文化带、西部西山文化带保护利用规划。赵建明表示，北京市文物局有望在三大文化带沿线设立专职的文保志愿者。三大文化带里最难保护的就是长城，位于远郊区县，范围广、线路长，志愿者需要进行专门培训后才能上岗。

　　赵建明在梳理后发现，过去两年，志愿者共反馈各类信息3000余条，执法人员能处理的有效信息却只有200多条，有的责任主体不属于文物部门，有的达不到执法条件。“需要对志愿者加强文物法规的普及，加大培训力度。”赵建明希望，像“平安北京”有“朝阳群众”那样的治安志愿者一样，文保领域也可以形成全社会通力合作保护文物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