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导的愤怒和万达的“敬业”

　　11月18日，在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上映首日之际，冯小刚导演率先上演了一出“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戏码：因认为《我不是潘金莲》在万达院线的排片偏低，冯导在个人微博上以金莲的名义致信万达董事长王健林，信中极尽讽刺，把自己和这部影片塑造成“任人宰割”的弱者形象;随后，王健林的儿子“网红”王思聪也在其影响力甚大的个人微博上，对冯导的这封信做出了回应。

　　由于当事双方在业内的“重量级”地位，这场“互怼”迅速演变成最近电影圈中最大的热点新闻，议者纷纷，冯导是否“炒作”、万达的业界地位，甚至是华谊和万达两个公司之间互相挖角的种种恩怨，很快就被各路专栏作家、围观群众等“八卦”得清清楚楚了。

　　不过，喧闹过后，如果结合中国电影产业当下所处的关口，再来看这场争议，也许会生出些除了娱乐和八卦意味之外的不同看法来。

　　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最近电影圈的消息并不都是好的，甚至可以说不好的居多。一向高歌猛进的电影产业在进入今年第二季度之后，突然变得“谦逊”了起来：票房增长乏力、影片口碑下滑，特别是在《美人鱼》的票房创纪录地超过30亿元后，单片票房创新高的节奏戛然而止，突破变得遥遥无期。从高歌猛进到如今的增长乏力，中国电影产业终于在一直以来的野蛮生长之后，进入了回归理性的矫正和调整期。站在这个从疯狂到理性的关口上，可以预见的是，电影产业累积下来的众多问题和欠账都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中那些尤为严重的甚至会形成“反噬”：前期的粗放式增长有多不规范，后期就要背负多大的调整压力。虽然，矫正和调整必然带来电影产业的长期向好，但对于电影产业从业者来说，现实是残酷的，良性回调的好处眼下还看不到，但票房增幅放缓带来的竞争加剧和投资回收的压力却迫在眉睫。当此之时，调整的压力、规则的缺失、市场的不规范、前期的欠账等等交织在一起，生出多么光怪陆离的冲突和争议都并不奇怪。

　　冯导、万达“互怼”事件也不外如此。不论是冯导指责的万达明显偏低的排片率和明里暗里讽刺的万达垄断地位，还是王思聪“回敬”冯导时所提到的华谊挖万达高管的事件，以及华谊的王中磊主动加入“战斗”，无不带着前期野蛮生长时期的气息：规则不透明、竞争不公平、缺乏对市场竞争主体的有效监管等。至于冯导这次主动挑起战火背后的炒作意味，更是带足了粗放式增长时期新闻热点式营销的气派。正如很多专家和评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不论是作为出品方的冯小刚和华谊，还是作为院线方的万达，都应当以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追求的最终归宿，然而遗憾的是，在这场“互怼”之中，人们看到的只是意气用事、江湖恩怨，充斥着陈旧气息和一言难尽的矫情、尴尬，却唯独缺乏最应该有的理智的市场考量。

　　在一个成熟的电影市场上，排片率如何取决于一整套经长期磨合后形成的规则，而这套规则的最大价值在于其是所有从业者都充分知晓、认可和遵守的，不能说在规则背后没有人为因素，但好的规则能把人为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更不会因为谁特别会写信或者特别会吵架，就能获得更好的资源。同样地，在一个成熟的电影产业中，一个市场主体虽然如王思聪所言是“私企”“没有人和钱过不去”，但作为市场主体是否有垄断的嫌疑，是否利用其地位进行了不公平的竞争，都是要受到监管的，钱在成熟的产业体系里还真不是万能的。更不要说，连职业经理人在业内的流动也能惹起纷争……

　　有趣的是，在王思聪的回应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笔误，把“竞业”协议写作了“敬业”协议。但这个小小的笔误倒是歪打正着地点出了这场争议的本质，在这个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关口上，若是业者都能够敬业，少些意气，多些对艺术、对市场、对观众、对股东的负责，那么未来争议会少、竞争会良性，而中国电影也必能踏入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