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业界“奥林匹克”之称的法兰克福书展近日落幕,今年该书展吸引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7300家展商,其中包括约160家中国大陆出版社。展览为观察中国图书“走出去”提供了一面镜子。
探索“借船出海”模式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下属新世界出版社今年6月发行了《中国梦:谁的梦?》中英文版。该书引起全球最大出版集团之一美国圣智学习集团的兴趣,对方主动提出开展深度合作,编辑出版此书海外英文版。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双方就此签订了协议。
中国图书对外进行版权买卖并非新鲜事,但《中国梦》一书版权输出的新意在于更为注重在西方落地的后期效果:美方公司组织英语为母语的专家编辑团队,对原作进行改编,使其语言修饰和结构安排符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中方出版专家对成稿进行梳理和把关,最终定稿;最后,美方负责按照符合国际文化推广规律方式进行宣传运作。可以说这种“借船出海”的合作方式是中国图书“走出去”模式的一种新探索。
圣智集团亚太分公司总裁陈达枢在解释合作原因时说,这本书详细阐述了“中国梦”内涵,西方读者,尤其是学者和研究人员对此很感兴趣;同时,该书的编写模式采用理论与故事相结合形式,西方人更容易接受这样的叙述方式。
中方也在这种深度合作中受益匪浅。新世界出版社总编辑张海鸥女士谈到,圣智集团在改编中将整个结构进行了调整,寓理论于故事,弱化宣传味,这样更能够激发西方读者的兴趣,而中方作为最后的把关人保证了出版安全。在图书的海外发行推广方面,外国公司能够利用其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子公司,以符合国际文化市场规律的较成熟的推广模式运作,有助于该书更好地在全球各地落地。另外,通过合作,中方还能学习国际出版集团编辑和宣传推广运作模式,为今后独立自主地进入国际市场打下基础。
“走出去”中存在误区
包括陈达枢、张海鸥在内的众多国内外出版业人士认为,中国图书走出去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肖丽媛指出,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资助文化走出去活动,但由于监督没有落在实处,扶持资金不能物尽其用。同时,走出去的图书质量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中国图书的整体水准和中国形象。
另外,多家国内出版机构和国外出版集团相关人士一致认为,目前中文类图书走出去的最大困难还是在于翻译,尤其是小语种翻译人才匮乏。陈达枢对记者说,翻译行业,尤其是笔译,待遇低、工时长、出名难,这造成了翻译水平参差不齐。而多数翻译的译文仍是中国人的逻辑方式,这使外国读者读来感觉格格不入。另外,部分翻译责任心不强,原作甚至还会遭到扭曲。德国汉学家南因果博士甚至遗憾地表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图书的翻译水准反而下降了。
现在中国图书走出去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一定程度上将“走出去”同卖了多少版权、收了多少版税画等号。但是读者能不能接受,书能不能发挥文化影响力,实际上更为重要。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差得很多。
最后,西方人的偏见也成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绊脚石,他们往往认为中国的书籍仅是政治的宣传品。这个问题在阐释中国政策的图书中反映得尤为明显。中国图书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过分重视理论堆积,而一旦读者认定一本书是政治宣传品,就不可能再用客观的态度去看里面的内容。
紧跟需求少走弯路
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相关业内人士也纷纷献计献策。
首先当然是要完善出版业监管体制,避免资金浪费:一方面要更好地对各类“走出去”的活动加以甄别;另一方面,要定期对走出去活动效果进行总结。
其次,还要改变固有的“走出去”策略和思路,积极探索新形式。中国出版商应主动出击,不局限于国内翻译团队、不局限于现有发行方式、不局限于现有合作方式、不局限于现有题材,从多角度、全方位思考新出路。
再次,加强同大型国际出版集团合作,利用国际出版集团拥有较为成熟的全球发行网络和符合国际文化市场客观规律的运作模式,帮助中国出版社在走出去的路上少走弯路。
翻译团队建设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以一边强化国内翻译人才队伍建设,同时注重与各国汉学家合作。肖丽媛说,我们可以把全世界汉学家联系起来,对作品进行符合当地人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的编译。
更重要的是,“走出去”要以对象国具体需求为导向。亚洲国家和地区,通常习惯利用其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打开国际市场。但几十年来,效果并不理想,文化差异导致西方国家很难真正接受亚洲国家文化。
对此,陈达枢认为应该专做教育类和专业类书籍,并以此来打开西方市场。短期内,对外汉语是最有可能带来盈利的方向;长远地看,介绍中国历史、当代中国、中国政策体制等偏专业书籍具有很大市场潜力。张海鸥则发现,西方读者,尤其是学术研究人员,对中国为什么能在世界经济动荡中保持稳定、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政策走向等问题非常感兴趣;从另一个方面讲,国外现在关注中国,很多时候关注的是雾霾、食品安全等问题,因此可以推出这类阐释中国政策、描绘当代中国的书籍。
最后,除了英语区之外,其他大语种地区市场实际上也值得中国的相关单位去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