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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对话:五位代表委员谈“让文物活起来”
近年来,“让文物活起来”成为整个文博界的热点话题。究竟如何理解“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活起来”有哪些方式?如何落实文物保护“最后一公里”?在中国经济网2019全国两会特别节目上,五位代表委员围绕“让文物活起来”这个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袁啸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主持人
苏伯民 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部长
王巍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贺云翱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安来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潘路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如何理解“让文物活起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2013年总书记提出,“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这些年我们看到,业界为此做出不少的尝试和努力,也遇到了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那么,该如何理解让文物活起来呢?
苏伯民:要让文物活起来,首先要把文物保护好,其次用人文的、科学的手段,把文物的价值研究透、挖掘好,并形成文物的综合价值;最后,把这些价值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分享给广大群众,让他们了解文物背后隐藏的知识和奥秘。
王巍: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我是做考古的,挖掘了很多遗址。但是我们的工作,老百姓根本看不懂。我觉得“让文物活起来”,首先要认真的发掘和研究,然后用各种手段,比如说三维的方式,让百姓看既看见遗迹本身,又能看到它复原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要下功夫做的。
贺云翱:我注意到近年来,“让文物活起来”的方式方法很多。
过去,文物遗址很难“活起来”。这几年,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等种种手段,让原来荒凉的遗址变成受观众欢迎的“景点”,这就是“让文物遗址活起来”的一种形式。
原来,博物馆只能展出很少一部分文物展品。这些年来随着组织新的展览主题,越来越多的库房文物也能够在展览中出现,更多的走向观众。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登上了“公共考古”的讲坛,向广大观众讲述、阐释文物背后所不为人知的内涵。
当然,信息化的手段、生产文创产品等等,也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方式。
我觉得,中央发出“让文物活起来”的号召后,整个文博界、考古界发生了很多的变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安来顺:要做到“让文物活起来”,在收藏环节就要尽可能的收集文物的基础信息信息,然后从考古学、文物学等各学科,对它进行解读和阐释,最后用一种便于公众理解的房里,例如陈列、展览、文化教育等方式,传递给观众。
潘路:我和安委员都是在博物馆工作,从我个人来理解的话,博物馆“让文物活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运用新媒体手段向百姓传播文物知识;第二,生产更多受消费者喜欢的文创产品,增加大众对于文物的理解;第三,通过文物保护,为文物展示、交流保驾护航。
好文创产品也能“让文物活起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说到“让文物活起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五位代表委员是否购买过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呢?
苏伯民:我买过。十多年前,咱们国家博物馆文创产品还不是很丰富。我在国外的博物馆买过一些小物件作纪念品。这些博物馆的文创产品都是根据本馆比较著名的藏品创意设计研发的,观众比较能接受,价格也不贵。
王巍:我买的比较少。文创产品没兴起之前,我在博物馆买过精美的建窑复制瓷器。现在,文创产品已经不仅仅是“出土文物的复制品”,种类已经非常多样化了。
我到国外博物馆的时候买过一些文创产品,特别是小人偶就有好几十个,有秘鲁的、埃及的等等,一个系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国内,故宫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做的比较好,这是一个有很大开拓空间的领域。
贺云翱:我买文创产品比较重视实用功能,就是觉得既能欣赏,又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我印象很深的是去日本的时候,我买过他们根据出土文物做成的实用品。日本有一些文创产品,不仅仅可以艺术欣赏,买回家也可以用。我还买过他们的文创勺子,送给朋友们,他们都说使用很方便。
另外,我也买过故宫的文创产品,包括一些笔记本,里面有一些文物的图片,设计的也很漂亮。现在的文创产品种类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安来顺:因为工作原因,我有很多机会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而我每到一座博物馆都要到它的文创商店去看一看,一般情况下也要带一些文创产品回来。当我把各个博物馆的文创产品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它们是博物馆文化的一种延伸。
潘路:文创产品以前都是在国外看到,因为这个概念在中国起步较晚,量比较少,质量也没这么好。我1989年到意大利学习的时候,买了不少。不过那时候不知道叫文创产品,就觉得是个纪念品。
后来,随着国内文创产品的不断推出,我也曾在敦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买过一些文创产品。当我看这些摆在家里的文创产品,感觉是对人生的一种回忆,非常有意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博物馆做文创产品的源动力在哪里呢?
贺云翱:我认为,博物馆做文创的动力来自多方面:博物馆的自身努力、国家的政策要求、社会的参与,当然还有社会的欢迎。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界提出了“以文养文”的发展思想,中国博物馆界兴起了第一轮文创热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现在是第二轮的文创产品开发热潮,应该讲是非常成功的。
这说明,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除了博物馆自身的努力以外,还要看社会对它的接受程度。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接受、欣赏和购买从文物资源中开发出来的文创产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文化消费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什么样的文创产品是好文创产品?
安来顺:在我看来,成功的文创产品首先必须是和这个博物馆自身的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成功的文创产品背后往往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有品味的设计团队;再次,还要有优秀的制造商,将文创产品批量的、规制化的生产出来,最后,搭建一个比较好的销售、营销的渠道,将文创产品卖出去。
数字化为博物馆、文物考古带来革命性变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数字博物馆建设方面下功夫,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先进的技术,让智慧博物馆更好发挥作用;此外,随着AR、AI、3D、VR、智能识别等技术引入文博展览,以往寂寞无声的博物馆文物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活”了起来。
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博物馆的数字化发展?从智慧博物馆的层面,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好、实践好博物馆陈列和展览的创新呢?
苏伯民:敦煌壁画的数字化工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敦煌壁画已经经历了1000多年的自然和人文的破坏。它还能保存多久?这么珍贵的壁画信息,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手段把它的信息保存下来?这也是敦煌研究院开展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的初衷。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敦煌采集到的信息也越来越多,数据也越来越多。从事数字敦煌的研究者们自然而然的觉得,可以将这些信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展示出来。当将这些信息延展至和敦煌真实洞窟一样的尺寸时,敦煌壁画就能够移动了,就能够搬到各地了。我想,这样一个数字壁画的形态,就等于把不可移动的文物带活了,让更多的人可以近距离的看到。
另外,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数字化技术未来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数字文物、数字遗址等等都会成为文博行业非常火的一个研究方向。通过数字化手段,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文物信息,而且是非常多元的信息集合体,不仅包括这件文物的历史信息,你也可以欣赏它的颜色、艺术性、历史价值等等。
潘路:数字化已经在包括文物的展示、宣传、背景信息等多个领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建立一套实验室系统,可以把一件文物所有的信息,包括分析监测,甚至专家座谈会上对这件文物的发言都可以记录其中。这样的话,这个档案就非常全面。
有时候,在展示一些未经修复的文物时,还可以利用虚拟效果,让观众同时看到这件文物的原貌和现状,这样观众对文物的理解也会加深。
安来顺:我认为对于博物馆来说,数字化技术实际上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数据的储存、计算、处理等等;第二个问题是传播问题,就是将储存的数据和信息传达出去;第三个问题就是利用这些数据和信息,做好博物馆方方面面的管理。而智慧博物馆的初衷实际上就是把博物馆储存功能、传播功能和管理功能进行有机的整合,让它具有“智慧”。
而当数字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又会给博物馆带来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数字体验与到博物馆亲身体验相互配合和支持,使得博物馆文化更加丰满、多元。但是,无论数字化发展到怎样的高度,数字化永远也不可能替代博物馆的实体状态,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王巍:我想补充一点。大家都能意识到数字化对博物馆的重要性。其实对于考古来说,数字化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以前的考古挖掘,都适用手记录信息、用手画图;而现在的三维技术可以直接把考古现场的影像导入电脑中,并再现现场的三维状况。大量的、准确的提取信息,也为博物馆未来展示这些文物提供总要的依据,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而对于遗址博物馆来说,也会带来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圆明园。以前大家都争论圆明园是否需要复建,其实现在根本都不用附件了,用三维技术、AR技术完全可以实现数字虚拟。这样既保留了现状,又可以让参观者了解当时的辉煌,这个非常好。